这一方面需要他们的道德勇气（具有这种胆识的高官在乾隆盛世也是凤毛麟角，到清末则基本消失殆尽了），同时也需要乾隆相应地接受建议，适时地下台阶。
（三）强弱有序的价值治理辅助行动模式 政府价值治理应当采取以辅助制度治理、技术治理有效开展为目标的柔性治理模式。[33]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p.193. [34] 参见约瑟夫·拉兹：《自由主义、自主性和中立关心的政治》，孟军、杨立峰、毛兴贵译，应奇编：《自由主义中立性及其批评者》，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3-238页。
为了有效回应中国治理绩效背后独特的深层机理，学界在国家治理层面提出价值治理这一富有解释力的分析理论。[26]这种形式法治具有自我毁灭性。[29] 政府价值治理能力类似于濡化能力。[12] 如2020年《河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第3条，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明行为的要素之一。[2]不过立足治理实践，价值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构成之一，这一构成却被我们在理论上严重忽视了。
以村规民约、社会组织章程等社会规范为例，伴随着社会组织的多样化以及中国人生活中社会资本的增加，社会稳定的基础多样化，这将更有效地将公民与国家联系起来，[45]因此对于社会开展的价值治理是不可缺少的，但不应直接干涉或变相干预社会规范的制定更重要的在于，我们要重建的中华法系，一方面要大力吸收西法中权利本位的精华，一方面要继承中国古法中道德为重的传统，把二者统一于道之下。作为皇帝，他最关心的是江山社稷，对谋反之类的苗头始终保持着高度戒备，这种站位的高度可能使他高瞻远瞩，但也可能令他神经过敏，从而出现判断上的重大偏差。
同时他们的猜疑心和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又格外严重，明察秋毫，甚至疑神疑鬼，到处是政治斗争新动向，忘我之心不死的敌人潜藏于各个角落，因而处处设防、戒备。由于他们自身的精明能干，对于下属的欺上、蒙上等行为也格外敏感和不能容忍，对服从、效忠的需求分外强烈，这使得他们似乎有一种定期整肃官场的癖好，动辄撤职、降级，抓一批，关一批，杀一批，以此彰显皇权的威慑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剿越来越成了皇帝与各省官僚之间的暗中较劲，仅仅是为了整肃他们，清剿也必须毫不犹豫地继续下去。胸怀大志的君主又往往好高骛远、好大喜功，自信到自负的地步，死要面子，不肯认错，因此有时候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直至把上上下下折腾得筋疲力尽。书中揭示了在底层对公平正义不再抱有任何希望时，许多民众对权力容易产生的一种幻觉，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
乾隆命令各省向山东看齐，并令江南各省缉拿妖首。第一个利用民间能量的似乎是慈禧太后，但她利用义和团对付的是洋人，而不是自己的官僚队伍，且并不怎么成功。
这是一个既可怕又富有刺激的幻觉。原来这并非我们这几代人才有的经历，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不过那时的皇帝统治术似乎还没有发展到赤裸裸地去联手下层以壮大自己力量、从而共同反对政敌的地步，毕竟乾隆最不愿意看到、也最害怕看到的是暴民峰起，旧政权的一个基本的政治特征，便是普通民众对政治抱消极态度。他们身处底层，即便生逢盛世，也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极易偏听偏信，且有一种迅速传播谣言、添油加醋的巨大能量，由此掀起了一场汹涌的社会恐慌浪潮。令笔者印象最深的是，该书告诉我们，原来专制社会的皇权也是非常痛恨官僚制度的，也是特别反对官僚作风的，对其下手整治也是毫不手软的，而不仅仅是老百姓才痛恨，才反对，才希望收拾他们。
此时上意和民心可能高度吻合，上给下提供机会，使其获得权力并充分感受其荣耀、刺激和亢奋（还可能实现个人的飞黄腾达），下为上出力卖命，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肝脑涂地，在所不惜，他们是可以心连心的，是能够同呼吸、共命运的。孔飞力教授是那种既才华横溢、又肯下笨功夫的学者，为了做这项研究，他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花了大量时间阅读并复印了原始档案，装了满满的一大纸箱，可谓下足了档案研究的功夫，其治学态度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他的这种震怒无疑使各省官僚充满恐惧，原先官员们捂盖子的默契立刻瓦解，山东巡抚抢先一步，在本省发动了对叫魂妖术的围剿，各省也随着跟进。出于官僚制度照章行事的本能，各级官员们尽管职位处境不同，品德操守各异，他们在妖术恐惧初期时的因应之道却大致相同。
很快地，山东就抓获了许多‘妖党，并从‘妖党的口供中得知掀起这场叫魂恐惧的‘妖首就潜伏在江南。三、君-民关系 按说下层的民众、中层的官僚和上层的皇帝，其地位和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对某些事件的态度往往有、也应该有很大差异，距离越远这种差距应该也越大。
书中对引发这种底层恐慌的经济原因，如人口过度增长导致的粮食短缺、人均资源比例恶化、银价上涨引起的米价腾跃，民众的社会生活由此受到普遍威胁等等，做了冷静客观的叙述，使得看上去蒙昧荒诞的民众躁动有了一种合情合理的解释。几十年后的群众运动要波澜壮阔得多，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成为一门真正的斗争艺术，成为抵制各种腐蚀、保证政权永不变色的重要工具。
因为处于君主任意性权力的威胁之下，事实上并不存在受程序保护的真正安全的沟通渠道。再说，官僚士大夫也一般不会有小民百姓的那种朝不保夕的衣食之忧，他们对妖术谣言更不会有切身的恐惧和不安。然而由于乾隆的介入，事件越闹越大，最后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当然，在叫停的过程中仍然要找到一套说辞，给足皇帝面子，心甘情愿地为其擦屁股，对此臣子们自然是十分敏感、格外用心的，展现出他们为官之道的高明技艺。做为一本学术著作，《叫魂》是小题大做的典范，它以叫魂这一事件作为引子，勾勒出18世纪中国社会的全景图。这种官僚士大夫文化的腐败积习侵蚀着满清帝国的活力，腐化着满清统治精英的道德士气。
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于是妖术提供了一次权力幻觉的极好机会。但案子到省一级时，官员们因为远离肮脏的县府大堂上的种种压力与诱惑，对于被告的偏见也就小得多。
否则的话，在抵御邪术的问题上，他们就只有指望对妖术持不可知态度的官僚们为他们提供微不足道的保护了。《叫魂》是他的代表作，这本史诗般的作品读毕罢人拍案叫绝，使我这个几乎从不习惯写读后感（因此也不太会写）的人，忍不住要说几句。
进入 马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叫魂 权力关系 。当弘历对这些易受攻击的外来人进行迫害时，村民是不会不对之表示欢迎的。
然而奇怪的是，从叫魂这一事件来看，其中激烈对立的似乎是君臣关系，而非君民关系，相反君与民在心态上还呈现出某些相似之处，如内心都怀有极大的惶恐和不安全感，尤其是在痛恨官僚阶层这一点上，他们达成了奇异的一致，把僧人和乞丐当作替罪羊，是朝廷和民间的某种共谋。其实很多官员在内心深处未必认同乾隆无限拔高的阴谋论判断，但却不愿、不敢发声，当事涉敏感的‘政治犯罪，尤其当皇帝本人的倾向已经相当明显时，惯于‘揣摩上意的高级官僚们是很少再敢于抗命直言的君臣关系在官僚君主制下原本就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官僚们总是希望有一套规范体系，进而照章办事，而君主天然地想摆脱体制的束缚，将自己的权力凌驾于制度之上（如君权与相权的长期摩擦），一些突发事件往往使这种矛盾更加激化。二、君-臣关系 地方官员息事宁人的态度使他们很自然地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这样不仅可以给上司一种地方上‘平安无事的印象，地方官本人也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规独立全权地来处理事件，而不必受制于专断独裁的君权。
对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弘历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即便是在乾隆盛世，基层官吏中也充斥着不少地痞恶棍，他们贪婪、蛮横又无能、愚钝，对老百姓凶残恶毒，动辄刑讯逼供，草菅人命，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叫魂案原本是一桩普通官司，但经他们处理后却迅速发酵，演绎成一巨大的社会丑闻，公众的歇斯底里与卑劣的腐败现象结合在一起，几乎酿成了司法上的一桩大错。
对于大清帝国来说，这种官场的腐败积习也同样是一种威胁，其危害程度并不亚于民间的妖术。叫魂妖术在几个月内搅得半个中国不得安宁，人心惶惶，民间和各级官吏乃至皇上在此事件中的态度发人深省，耐人寻味，孔飞力教授据此对当时社会的文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详细的阐述，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其以小见大的功力，着实让人叹为观止。
书中对引发这种底层恐慌的经济原因，如人口过度增长导致的粮食短缺、人均资源比例恶化、银价上涨引起的米价腾跃，民众的社会生活由此受到普遍威胁等等，做了冷静客观的叙述，使得看上去蒙昧荒诞的民众躁动有了一种合情合理的解释。此时上意和民心可能高度吻合，上给下提供机会，使其获得权力并充分感受其荣耀、刺激和亢奋（还可能实现个人的飞黄腾达），下为上出力卖命，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肝脑涂地，在所不惜，他们是可以心连心的，是能够同呼吸、共命运的。
于是他们的态度从协助皇上进行清剿，转而开始考虑如何善后。因为处于君主任意性权力的威胁之下，事实上并不存在受程序保护的真正安全的沟通渠道。在他看来，正是汉人官僚们的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官官相护，才使得妖术在帝国的江南腹心得以横行无阻，并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凡此种种，使得《叫魂》一书十分耐读，读罢掩卷看天，唏嘘，感慨。
其实很多官员在内心深处未必认同乾隆无限拔高的阴谋论判断，但却不愿、不敢发声，当事涉敏感的‘政治犯罪，尤其当皇帝本人的倾向已经相当明显时，惯于‘揣摩上意的高级官僚们是很少再敢于抗命直言的。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真实的权力——人们可以通过指控某人为叫魂者、或以提出这种指控相威胁而得到这一权力。
……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那种睚眦必报的领导人和狂热激动的民众勾结起来对付共同敌人的狂暴结合（这正是现代政治运动的表征），还是一件要到遥远的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18世纪的官僚们还没有受到这样的致命夹击。
作为皇帝，他最关心的是江山社稷，对谋反之类的苗头始终保持着高度戒备，这种站位的高度可能使他高瞻远瞩，但也可能令他神经过敏，从而出现判断上的重大偏差。书中揭示了在底层对公平正义不再抱有任何希望时，许多民众对权力容易产生的一种幻觉，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